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9-06-12 13:20    浏览量:

罗大佑是公认的“华语流行音乐教父”,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成为一代华语音乐人模仿的对象。他的创造力从哪里来?答案要去他出道的地方寻找。

主笔/袁越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想象中的鹿港小镇

1984年的某一天,正在北京一所中学读高一的我从同学那里搞到一盘录音带,据同学说这是违禁品,好不容易才到了他手里。我迫不及待地按下播放键,录音机里传来了很响的沙沙声,显然这盘磁带已经不知被翻录过多少回了。噪声过后,一个尖利的音符从喇叭里冲了出来,虽然那时的我根本分辨不出这是哪种乐器在演奏,但声音中蕴含的力量却像一把刀子直插心脏。简短的前奏过后,录音机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

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我当时并不知道鹿港小镇在哪里,也不明白妈祖庙意味着什么,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思想对于刚刚才用上录音机的我来说有点超前了。但不知为什么,这首歌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愤怒的歌词,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中文歌同样可以非常摇滚。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是唯一被它打动的人,这首《鹿港小镇》不知唤醒了多少80年代大陆年轻人的心,这盘名为《之乎者也》的磁带不知让多少热爱音乐的叛逆青年走上了摇滚的道路。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知道那个声音来自罗大佑,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从一张同样模糊的复印纸上看到了那个戴着墨镜,留着披肩长发的冷峻面庞。2018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我终于在台北复兴南路的一幢外表极为普通的公寓楼外见到了这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如果不是资料里确凿无误地表明罗大佑生于1954年,我肯定不会相信这张脸的主人已经64岁了。

“你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台湾目前的竞选,台湾社会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罗大佑一边说一边带着我走进他的工作室,然后迅速把鞋子脱了,光着脚盘腿坐进沙发里。他个子不高,身材保持得极好,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几乎看不到皱纹,说他40岁都有人信。

就在助理为我们准备咖啡的时候,罗大佑继续大谈两岸政治,慷慨激昂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我趁此机会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个人,和那张我熟悉的唱片封面照相比,虽然一头披肩长发被剪成了板寸,一袭黑衣换成了蓝绿色的居家型绒线夹克,遮住大半张脸的墨镜也被一副标志性的彩色眼镜代替,但罗大佑骨子里依然还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

“我从前是个比较孤僻的人,后来媒体采访多了才变得比较和善一点。”说这话的时候他终于笑了,眼角额头现出了几道很深的皱纹。

咖啡来了。我努力地把话题转移到40年前,请他回忆一下刚开始做音乐时的峥嵘岁月。原来,当年那个性格孤僻的罗大佑,并不是《鹿港小镇》里那个“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事实上,他在写那首歌之前根本没有去过鹿港,他的父亲也不是开杂货店的,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他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他本人也一直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这让他顺利地考上了台中的一所医学院,准备毕业后子承父业,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

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促使罗大佑放弃医生职业,玩起了摇滚乐,并写出如此愤怒的诗句呢?“应该是受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影响吧。”罗大佑对我说,“当年台湾到处都在卖进口唱片,我听了特别多的美国摇滚乐和爵士乐,我玩摇滚乐应该就是受了这些唱片的影响。在歌词方面,那时候台湾出了一批很好的诗人,我非常喜欢读余光中、洛夫和杨牧等人写的新诗,在思考方式和开拓思维空间等方面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关于这段历史,有个人比罗大佑更有发言权,他就是著名的滚石唱片公司董事长段钟沂,罗大佑的大部分唱片都是在滚石出的。我这次专程去位于台北光复南路290巷的滚石唱片总部拜访了这位台湾流行音乐的传奇人物,也请他回忆了一下当年台湾的情况。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童年的罗大佑(左二)和家人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仍然和美国保持着联系,美军司令部始终驻扎在台湾,越战期间台湾更是变成了美军的中转站。”段钟沂回忆说,“记得当年台北中山北路上全是卖美国旧书和过期杂志的摊点,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那本对我影响很大的小说《麦田守望者》。美国人还办了一个广播电台,天天放美国的流行音乐,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台湾人就是喝着美国的奶水长大的,叫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美国味儿的。”

段钟沂生于1948年,是标准的“战后一代”。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旧的国际秩序,一大批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融入了国际社会,像段钟沂这样来自第三世界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和信息相对封闭的父辈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当时的台湾当局非常保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反攻大陆’,但对美国的流行文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段钟沂说,“这就相当于在台湾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到天空。他们不知道其实这玩意儿力量更大,为台湾社会后来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

不过,改变并没有很快到来。为了给驻扎在台湾的美国大兵提供娱乐服务,50年代的台湾出现了一大批电声乐团,在高级俱乐部里为客人翻唱美国流行歌曲,内容多半是通俗的爱情小调,没什么内涵。今天的歌迷也许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表达深刻内容的流行歌曲。但是,这种歌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早年的流行歌曲纯粹是为了娱乐,在今天听来都是“靡靡之音”,唱片公司并不认为把高雅的现代诗歌谱成曲唱出来会有人买,美国同样如此。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鲍勃·迪伦(右)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种状况直到60年代才发生了改变,鲍勃·迪伦(Bob Dylan)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美国正经历着“冷战”“越战”和民权运动,社会气氛动荡不安,很多人有话要说,迪伦只不过把大家憋在心里的话写成歌曲并唱了出来而已,大众接受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但在当年的台湾,起码表面上并没有那么多社会矛盾,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所以台湾乐手们依然唱着不痛不痒的口水歌,只不过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木吉他而已,因为美国乐坛刚刚经历过一次民歌复兴运动,台湾歌手依样画葫芦,也跟在美国同行的后面唱起了美国民谣。

真正的变革要等到1976年才到来,一位只比段钟沂小一岁的民谣歌手李双泽在参加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时把一瓶可口可乐摔到地上,呼吁大家“唱自己的歌”,从此开启了台湾的新民歌运动,这就是后来传到大陆的校园民谣。罗大佑早年的创作深受这场运动的影响,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童年》就是典型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是罗大佑在1976年写成的,那时他正在读大学三年级,正好是回忆童年的年纪。另一首校园民谣风格的《光阴的故事》则是他大学毕业那年写的,因为台湾的医学院要上7年,所以那时的他已经26岁了,也正好是回忆青春的时刻。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段钟沂

“创作者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是一定的。”罗大佑回忆说,“不过,我有时会主动寻求一种不是自己现状的情境,这是一种创作的技巧。”

这两首歌流行度非常高,但罗大佑最具革命性的歌曲还得说是创作于1980年的《鹿港小镇》。这首歌是概念先行的,相当于命题作文。音乐风格终于摆脱了民谣的束缚,变得非常摇滚。歌词更是充满了批判精神,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

“1979年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年台湾当局和美国‘断交’,台湾社会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家普遍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台湾将去向何处。”罗大佑回忆说,“紧接着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弄得大家都不敢讲话了。我因为是学医的,不是音乐圈里的人,经济上比较没有压力,所以也比较没有顾忌,这才写出了《鹿港小镇》。”

1980年,罗大佑从医学院毕业。虽然因为大学期间玩音乐耽误了学业,导致学习成绩掉到了班里的中下游水平,但仍然足以让他考到了医师执照,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但罗大佑骨子里是个叛逆青年,他感觉自己有话要说,便从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自费录制了一张唱片。几乎与此同时,段钟沂和弟弟段钟潭联手另外几位朋友成立了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唱片业。段钟沂听到了别人翻唱的《童年》,非常喜欢,便托人找到罗大佑,说服他把这张唱片交给滚石来出。

滚石唱片当年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独立厂牌,罗大佑也是个没什么名气的乐坛新人,这次签约纯粹是因为双方在音乐理念上的相投。段钟沂当年也像罗大佑一样留着一头披肩长发,也喜欢听来自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两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美国摇滚乐的核心并不是民权和反战,这只是表面现象。美国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这才是摇滚乐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段钟沂对我说,“台湾虽然没有民权和反战的问题,但台湾同样有道德问题,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想要打破的是伪善的传统道德观,这个诉求和美国摇滚乐是一样的。”

虽然理念相投,但这次合作在经济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次冒险。段钟沂告诉我,当时曾经有位业内人士打赌说这张唱片最多也就能卖2000张,结果仅在台湾地区就卖了20万张,盗版更是不计其数,这次冒险取得了成功。

相邻可能与扎堆现象

当年由于两岸交流不畅,这张唱片是走私进来的,并迅速被翻录成了磁带,在北京的音乐圈里广为流传。我是在两年后才听到这盘翻录磁带的,因为没有文字介绍,所以我对这张唱片的背景一无所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罗大佑出版的第一张个人唱片,从此开启了一段辉煌的音乐历程。这是滚石唱片公司出的第9张唱片,一举奠定了滚石在华语摇滚乐坛的霸主地位。大陆歌迷熟悉的李宗盛、赵传、潘越云、齐豫、齐秦、张洪量、任贤齐、莫文蔚和陈升等人都在其生涯的某个阶段签约过滚石,而且在滚石出的唱片往往是他们演唱生涯中最好的唱片。后来滚石的一个子品牌“魔岩文化”更是进军大陆,帮助大陆音乐人把自己的创造力彻底释放了出来,这才有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

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1982年问世的这张《之乎者也》。当时的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大部分人的音乐品位还处在李谷一或者李双江的时代,所以这张唱片才会显得如此超前,罗大佑才会被我和我的同学们视为天神下凡。不过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这张唱片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唱片销量就是证明。同样,罗大佑也不是突然从石头里冒出来的孙悟空,他和段钟沂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前一篇文章里说过,创造本质上就是探索“相邻可能”的过程,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巨大飞跃,而是对边界的一次次勇敢的探索和尝试。台湾歌坛经过30年的摸索和尝试,其边界不断扩大,那时的台湾即使没有罗大佑,也会出现和他类似的创作歌手。事实上,80年代的台湾歌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型音乐人,比如侯德健、李宗盛、李寿全、梁弘志、黄舒骏、马兆骏、小虫和齐秦等等,各有各的拿手绝活。这些人合力带来了台湾乐坛创造力的大爆发,并不是罗大佑一个人的功劳。

这个特点绝不仅仅是文艺界才有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同样如此。历史教科书喜欢造神,经常会习惯性地夸大某位天才的作用,比如达·芬奇就常常被吹捧成一位在生物学、工程学、地理学和绘画等很多领域都做出过大量创新的天才,但实际上他的很多发明创造都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其中还包括很多来自阿拉伯同行们的贡献,他只不过将其转译到了欧洲而已。再比如,牛顿也曾经被视为一个罕见的天才,历史教科书非常喜欢将他描绘成一个性格孤僻的怪人,但实际上牛顿一直和当时的欧洲科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前辈们的基础上,以及和同行们的交流过程中做出来的。

当然了,像达·芬奇、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有名,肯定有其过人之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几位只能算是特例,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是由其他那些不那么有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做出来的,本质上都是探索“相邻可能”的过程,即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稍加变化而成。

从这个理论可以推导出科学史上经常发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叫作 “扎堆”(The Multiple)。大意是说,某个人想出某个新点子,却发现另外一个地方的某个人正好在几乎同一时间想出了同样的主意。比如,太阳黑子是在1611年被4个人分别发现的,他们分别生活在4个不同的国家,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再比如,电池是在1745年和1746年由两位科学家分别独立地发明出来的,他们之间也没有相互交流过。还有,氧气是在1772年和1774年被两名科学家独立发现的,遗传突变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是在1899年和1901年分别被两位科学家独立地提出来的,X光对于基因突变率的影响更是在1927年被两名科学家几乎同时报告的。除此之外,像电话、电报、蒸汽机和广播等等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有不止一个发明人,它们的诞生过程都具有明显的“扎堆”特征。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1987年,李永得和徐露突破阻力第一次以台湾记者身份来大陆采访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学者决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两人通过检索历史文件的方法收集到了148个“扎堆”案例,然后将分析结果总结成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发明创造是不可避免的吗?》(Are Inventions Inevitable?)。文章指出,“扎堆”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说明人类的大部分发明创造都不是某个天才凭空想象而来的,而是由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各种科学概念、方法论,甚至器材零部件等等重新组合而成的,比如氧气的发现就是如此。人类是在18世纪后期才意识到空气不是“空”的,而是含有某种化学成分,称量氧气所需的精密天平也是在18世纪中期才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有了这两样东西,氧气的发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扎堆”出现的情况就不稀奇了。

如果我们把“扎堆”的定义再放宽一些,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经常会出现某个创造力特别旺盛的时期,或者发明家非常集中的区域,而且两者经常是一起出现的。比如达·芬奇就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那短短的100多年时间里意大利涌现出一大批极富创造力的人才,除了达·芬奇之外还有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伽利略、哥伦布和马可·波罗等等,这是为什么呢?答案肯定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的意大利妇女突然生出了很多天才儿童,而是因为那段时间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恰好促成了创造力的大爆发。

再比如,和牛顿同时代的英国也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科学家,比如莱布尼茨、胡克、惠更斯、哈雷、波义耳……个个都是大名鼎鼎。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的互相借鉴和相互激励,牛顿才会脱颖而出。

话虽如此,罗大佑之所以被称为“华语流行歌坛教父”,说明他身上确实有某种别人没有的特质,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1988年,台湾老兵、作曲家侯德健的父亲侯国邦回重庆老家探亲,谈起往事眼泪长流

好旋律与共情力

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歌词好只是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旋律更重要,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尤其如此。罗大佑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先有曲后有词的,只有《之乎者也》等少数几首歌例外。

“我写歌一定要求曲子先成立,我必须确认这个曲子是好听的,旋律是有说服力的,才会继续写下去。”罗大佑对我说,“我在这方面好像比较有灵感,有时候一觉醒来脑袋里就有旋律跑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天生比较适合干这行。”

这段话听上去很可能会让一些有志于从事音乐创作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如果作曲靠的是天赋,而自己又天生没有音乐细胞,是不是就不适合干这行了呢?我和罗大佑就这个问题聊了很久,发现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罗大佑亲口承认他没有绝对音高,这一点曾经是某些家长判断自己孩子适不适合搞音乐的重要指标,但起码在罗大佑身上这个标准是不成立的。所幸他父亲也不信这个,从小就鼓励罗大佑弹钢琴,最终达到了7~8级的水平。高中时罗大佑以键盘手的身份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虽然只演出了两个月罗大佑就去上大学了,但这段经历让罗大佑接触到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圈,为他后来的成功开了个好头。

更重要的是,钢琴对于作曲家的帮助极大,罗大佑的早期歌曲大都是在钢琴上创作出来的,像《摇篮曲》和《稻草人》等旋律优美的慢歌都是如此。另外,电子合成器和电脑作曲用的也都是键盘,所以会弹钢琴对于像罗大佑这样的创作型音乐人来说几乎是一项必备技能。

其次,受哥哥影响,罗大佑又对吉他发生了兴趣,水平很快就超过了哥哥。吉他适合边弹边唱,也是摇滚乐的标志性乐器,对罗大佑从校园民谣转型到摇滚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像《鹿港小镇》这样的摇滚歌曲一定得用电吉他来写才正宗。

正是因为罗大佑在钢琴和吉他这两样重要乐器上都下过苦功夫,所以他才能自由地在两种风格之间任意穿梭,这一点对于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1987年,81岁的台湾老兵欧中秋(原名欧锡恩)除夕前回到老家福建东山

罗大佑的例子充分说明,天赋并不是创造者的必要条件。当然了,某些遗传特征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天生对色彩或者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在美术或者音乐领域取得成功,但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样的人有什么别人没有的才华,而是在于这样的遗传特质会让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发展出对某个领域的兴趣,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充足的时间在这个领域深入下去,比其他人更早地接触到该领域的边界,然后有所突破。

罗大佑生平创作的第一首被发表的曲子是《歌》,这件事和他早年玩乐队的经历有关。原来,那支学生乐队的鼓手后来担任了电影《闪亮的日子》的副导演,这部摄于1977年的电影讲的是台湾年轻人玩乐队的故事,需要很多插曲,于是那位鼓手找到罗大佑,希望他能为电影写音乐。当时罗大佑已是医学院的四年级学生,学业非常繁重,但他一直没有丢下音乐,平时积攒了不少旋律,于是他把自己在“大二”时写好的一段旋律贡献出来,由片方根据电影情节配了徐志摩翻译的16世纪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写的一首诗,这就是那首优美的《歌》。这部电影公映后反响不俗,台湾民众正是通过这部电影认识了这位乐坛新人。

《歌》的旋律是如何写出来的呢?罗大佑在作曲方面的才能究竟从何而来?真的有一位音乐之神暗中相助吗?罗大佑自己并不这么看:“其实写旋律的过程并不玄妙,流行歌毕竟不是交响乐,没那么复杂。我会把平时生活中偶尔得来的灵感记下来,就这样积攒了很多短小的动机,至今还有一两百个没有用呢。写歌时,我会从中选出比较好听的动机,有时只有几个小节而已,然后我会通过各种试验来逐步地完成它。这是个很漫长的探索过程,有时甚至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据罗大佑介绍,这个探索过程有时是非常理性的,比如他会根据音乐的基本规律尝试不同的和弦,或者根据歌曲的性质尝试不同的节奏和唱法。但是,有两个关键步骤是非常感性的:第一,他需要知道这个旋律是不是曾经被别人用过,或者会不会和已有的旋律太过相似;第二,他需要判断这个旋律是不是真的好听,能否支撑起一整首歌。

事实证明,这两点才是区分作曲家好坏的试金石,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1983年5月2日,罗大佑(右)收导演虞戡平(左)为徒

第一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否则就不叫原创了。今天的作曲家也许可以通过检索的方式看看自己有没有和别人撞车,但罗大佑的时代显然做不到,这就对作曲家的音乐阅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父亲的关系,罗大佑从小就开始听古典音乐,长大后又迷上了摇滚乐和爵士乐,听了无数唱片,各种类型的都有,这就让他比别人更容易判断出哪个旋律值得继续做下去,哪个旋律已经被别人玩过了。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培养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任何一个创作者,在取得成功之前一定是个好观众,比如好的作家首先一定是个好读者,好的音乐家首先一定是个好的听众。”罗大佑对我说,“音乐的创作过程是主观的,但音乐的欣赏过程是客观的,我以前听过很多音乐,而且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音乐美学。”

第二条当然就更重要了,因为音乐的好坏没有固定标准,歌迷的耳朵是唯一的参考系,这就要求作曲家能够判断出自己创造的旋律能否被大多数听众喜欢,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

很久以前流行过一种说法,认为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莫扎特应该是所有人的大师,于是有不少科学家研究过音乐的标准问题,试图找出好音乐的规律。研究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音乐并没有所谓的“内在标准”,一个人长大后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由他小时候听到的声音决定的。比如,在接触外来音乐之前,原始部落的民间音乐风格差异极大,甚至连和谐音都不是绝对真理。爪哇岛的民间音乐就充满了不和谐音,于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觉得西方古典音乐很难接受。但随着西式流行音乐在全世界的普及,如今爪哇岛人的音乐口味已经彻底被西化了,莫扎特终于变得好听了。

既然如此,一个作曲家是如何判断自己脑袋里产生的旋律到底好听不好听呢?答案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共情能力。共情能力越强的人就越容易判断出一段旋律会不会被其他人喜欢,罗大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共情能力甚至已经强到会把动物当成人来看待的地步,比如当我问他如今唱片卖不动了,他是否还有创作的冲动时,罗大佑突然激动了起来:“唱歌是人类的原始冲动啊!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这就好比说,鸟为什么要叫呢?即使找到了伴侣还要不停地叫?因为这是它的本性,鸟不叫就会死掉。或者,鹿为什么要不停地奔跑?即使后面没有猛兽在追它还是要跑?因为这个动作是鹿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不跑就失去了本性。还有,牛为什么长犄角?哪怕一辈子都用不上还要长?因为这是牛作为一种动物的尊严,不然的话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罗大佑的说法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也许不一定对,但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罗大佑的共情能力异于常人,非常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旋律的判断能力如此之强,以及他的创造力为何如此旺盛。他自己也承认,早年学医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父亲在他19岁的时候就带他去观摩手术,他小小年纪就知道了生命丑陋的一面,这让他更渴望通过自己的音乐去捍卫生命的尊严。

另外,从上面这段分析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艺术创造力有很强的年代和地域限制。罗大佑的作品不会在非洲走红,因为非洲人对好音乐的评价标准和中国人很不一样。同理,罗大佑的第一张唱片也不会被100年前的台湾人喜欢。别说100年前了,恐怕连10年前都不行,因为那时的台湾听众还没有做好准备。

“台湾新民歌运动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为台湾培养了几个未来的音乐制作人,而是为台湾本土摇滚乐培养了一大批听众。”段钟沂对我说,“80年代的台湾为什么会出现罗大佑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当时的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听众们无论是对抗议性的歌词还是对激烈的音乐表达方式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条不仅适用于罗大佑,而且对于其他任何领域的创造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新创造都不是只为自己服务的,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成立。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好想法,如果太过超前,都不会有好结果,比如计算机理论的发明就是一例。

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80年代大陆音乐市场受到港澳台歌星冲击,四川某地一商店摆满了港澳台歌星的招贴广告和音乐磁带

创造力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计算机无疑是当今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计算机的原理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被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想出来了,他在1822年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理论上可以用于函数计算,其功能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计算器。问题在于,这台机器需要2.5万个零部件,重达15吨,以当时的工程技术能力而言实在是太困难了,结果他只造出了一部分样机就花光了所有经费,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后来伦敦科学博物馆在这小部分样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整台机器,证明巴贝奇的设计原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当时经费再充足一些的话,这台机器是可以被造出来的。

但是,巴贝奇的下一个想法就不同的。他于1837年首次在图纸上画出了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的设计原理,如果造出来的话,这将是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实际价值都远超差分机。不幸的是,差分机就已经复杂到几乎做不出来的程度,这台分析机的复杂程度又要大上好几个数量级,以当时的工程水平是不可能被造出来的。于是后人只记住了他的差分机,把分析机这件事彻底遗忘了。直到100多年后,电子技术日渐成熟,这才有人独立地设计出了依靠电子元器件来运行的计算机,但其原理和巴贝奇的分析机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只看理论的话,巴贝奇无疑是个天才。但他实在是太超前了,他的创新需要电子时代的技术作为支持,可惜当时世界还处于蒸汽时代,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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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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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科学博物馆照着巴贝奇的图纸,打造了一台完整的差分机2号

与此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的成功。其实早在YouTube公司成立10年前的1995年就有人想到了这个主意,但当年还处于拨号上网的时代,网速根本达不到分享视频的要求,奥多比(Adobe)公司也还没有开发出那个最终成为行业标准的视频播放平台(Adobe Flash)。这两个条件直到21世纪初期才得到满足,YouTube适时地推出,迅速取得了成功。

所以说,要想发挥创造力,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都齐备,缺一样都不行。

这样的例子中国也有很多,大疆创新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民营企业拥有全球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像这样依靠技术创新几乎垄断了整个全球性行业的案例在中国很难再找到第二家。这一切都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就要从人造飞行器各自的特点说起。

目前的人造飞行器主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固定翼飞机,我们平时旅行坐的波音、空客等等都属此类,优点是稳定性好,载重量大,飞行效率高,缺点是起降需要跑道,无法在空中悬停。第二类是直升机,靠一个或者两个主旋翼提供升力,优点是可以垂直起降和悬停,载荷能力适中,缺点是主旋翼的机械结构极为复杂,需要通过调整螺旋桨面的角度来调整升力的方向,操纵难度较大。第三类是多旋翼飞行器,依靠4个以上的固定旋翼提供升力,优点同样是可以垂直起降和悬停,再加上所有旋翼都不需要调整桨面,机械结构要简单得多,制造难度和成本都很低,缺点是载重量小,飞行不稳定,操控难度大。

以上三种常见飞行器的优缺点决定了它们的应用场景,比如载客和远距离运输多用固定翼飞机,救援和短距离运输则用直升机。早年的航模大都是固定翼的,因为其飞行稳定性好,容易操控,成本低廉。大疆的创始人汪滔小时候就是个航模爱好者,但他一直有个执念,那就是希望能让航模在空中悬停,为此他迷上了直升机航模,花了很多时间练习怎样操控它。但因为所有旋翼飞行器的一大特点就是飞行稳定性差,所以汪滔一直玩不好直升机,经常炸机(航模界术语,意为飞机因操控不当坠毁)。直升机旋翼的机械结构非常复杂,所以直升机航模非常昂贵,每炸一次都要花好几千块钱去修理,一气之下汪滔决定自己做一个直升机自动控制系统。经过多年钻研,最终还真让他做出来了。2008年,汪滔用自己研制的直升机自控系统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勘测,效果很好。

但是,前文说过,直升机的机械部分非常复杂,价格一直降不下来,严重影响了直升机航模的民用化。多旋翼飞行器的机械传动部分虽然很便宜,但它却有另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载重量太小,这一点同样影响了多旋翼航模的发展。原来,所有飞行器的自动控制系统都需要安装一台惯性导航系统来即时获取自身的飞行姿态,早年间一台惯性导航系统重达十几公斤,所以只能安装在有效载荷较大的固定翼和直升机模型当中。90年代之后,随着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成熟,几克重的MEMS惯性导航系统被制作了出来,但MEMS传感器的数据噪声很大,必须设计出复杂的算法来去噪声,这些算法和自动控制本身都需要速度快的单片机来运行,所以人们又等待了几年,直到高性能微型单片机诞生之后,多旋翼飞行器的自动控制难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

2005年,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多旋翼无人机自动控制器被制作了出来。2010年,法国鹦鹉公司(Parrot)生产出了全世界第一款面向普通玩家的AR.Drone四旋翼飞行器,操纵者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用一台手机来指挥它在空中做出各种飞行动作。

AR.Drone的成功把汪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多旋翼上来。这种飞行器既能满足汪滔对于空中悬停的执念,价格又要比直升机航模便宜得多,更容易推向大众消费市场,于是汪滔开始研究四旋翼的飞控系统。由于在直升机飞控系统的研发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汪滔很快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多旋翼飞控,姿态控制和稳定性等方面都比其他竞争者要好得多。

但是,当时的多旋翼飞行器仍然被定义为玩具,大家想不出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实际用处。大疆最先实现了多旋翼无人机和相机相结合的新玩法,在2013年推出的第一代精灵无人机(Phantom)的下面安装了一个户外极限摄影专用的GoPro相机的架子,用户只要把自己的GoPro绑在精灵无人机的下面就可以进行空中摄影了。这两项新技术的结合重新定义了“航拍”这件事,终于让大疆火了起来。

必须指出,最早想出这个主意的肯定不止大疆这一家公司,有三个因素让大疆成为最终的赢家,恰好对应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第一,为了杜绝画面抖动,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必须非常稳才行,汪滔设计的飞控系统被公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不但飞得稳,而且操纵简单,普通玩家也容易上手,这一点是大疆成功的“人和”。大疆后来又在云台技术上发力,推出了一个性能极其优越的云台系统,成为很多好莱坞电影公司的首选。

第二,摄影装置是有重量的,这就对多旋翼无人机的载重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事实上,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都对元器件的小型化有要求,智能手机就是一例,因此半导体模块的集成化和轻量化一直都是行业趋势。2010年前后,正好有一大批专门为智能手机研发出来的多功能微型传感器、陀螺仪、Wi-Fi信号传输设备和GPS模块等相继问世,其体积、成本和功耗等全都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可充电电池的性能也越来越好,重量却越做越轻,所有这些技术进步都可以很方便地转移到航拍无人机上来,很多此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性能指标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满足,这是大疆成功的“天时”。

第三,大疆的总部所在地深圳恰好是中国民用电子设备的制造基地,无论是采购还是自行组织生产,大疆都可以获得质优价廉的零部件,这就让大疆生产的无人机在同等性能的情况下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要低很多,对于民用市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大疆成功的“地利”。

这三个优势加在一起,使得大疆迅速在航拍无人机领域脱颖而出,把竞争者远远甩在了身后。

从大疆的成功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汪滔对航模悬停技术的执着,以及他在飞行控制方面的技术创新,是大疆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光有这个还不行,因为航拍无人机所需要的很多技术都不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也不是他的强项,他需要等待这些基础技术成熟之后,再将其优化,最终用到自己身上。如果那些技术没有恰逢其时地出现,大疆无人机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因为如此,大疆非常看重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合作。比如大疆开放了无人机设计平台,鼓励大家都来创造新的应用场景,只有无人机市场整体火起来了,大疆才有钱赚。再比如,大疆主办的机甲大师赛采用了和其他工程技术大赛很不同的模式,不比专项技能的好坏,而是把比赛设计成一场机器人战争,只比结果,这就要求各个战队必须在各项技术上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力。

专程来参加2018年机甲大师赛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战队的队长周艺品告诉我,中美两国的大学在机械工程专业领域的教学思路很不一样。美国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本科生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广,老师要求学生掌握和机械工程有关的各种基础知识,但深度普遍不如国内大学,所以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往往需要在研究生阶段继续深造后才能找到工作。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本科生从“大二”开始就要学机械制图等各项实用技能了,保证学生们一毕业就能上岗工作。换句话说,美国大学注重培养的是工程师思维方式,中国大学更看重的是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因为中国的工厂普遍急需专业人才。

“同样是本科毕业生,美国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根本拼不过中国毕业生。”周艺品说,“但是美国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只要在工厂里干几年,优势立刻就显出来了,因为现代化工厂的工程师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美国学生的知识面比中国学生广得多,显得更有后劲。”

话虽如此,本届机甲大师赛的前几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战队,海外战队普遍成绩不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海外大学重视程度不够等比较容易理解的原因外,还有一条是非常致命的。周艺品告诉我,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战队的机器人需要一个特殊的零部件,他在今年2月份就画好了设计图纸,然后发给一个距离学校很近的加工厂,结果一周后报价单才发回来,加工过程需要4个星期,每个零部件要价100美元。他立刻又联系了深圳的一家小加工厂,对方立刻在微信上做了回复,报价70元人民币一件,而且第二周就寄到了,运费300元人民币。

“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人工成本非常昂贵,美国工厂对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防治的要求也非常高。中国工厂在这两方面都正好相反,所以才会有这个差异。”周艺品对我说,“不过因为这个零部件比较简单,所以国货的质量和美国货差不多,完全可以用。中国战队有这些小作坊作为原材料供应商,先天就比海外战队有优势。”

“没想到中美差异这么大,请问你自己更喜欢哪边呢?”我问。

周艺品想了一会儿后回答说:“我觉得双方各有优缺点吧,我觉得取中间值比较好。”

周艺品的回答体现了提升创造力的最大诀窍,那就是博采众长,各取所需。事实上,当年的罗大佑就是这么做的。

打造一个液态网络

要想在流行音乐领域取得成功,光有好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还不够,还要有高质量的音乐制作,包括编曲、演奏和录音,三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现在的录音技术进步太快了,电脑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任何音色,所以如今的年轻音乐人不会碰到这个问题。”罗大佑对我说,“但在当年的台湾,我找不到合格的人能够做出我想要的那种摇滚乐的声音,幸亏我在医学院有个叫坂部一夫的日本同学,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罗大佑非常重视技术,他认为流行音乐包括文化和技术这两块,后者才是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它超越了地域和文化差异的限制。坂部一夫就是那个能在技术上帮助罗大佑的人,他比罗大佑低一届,来自京都,年轻时在日本也玩过乐队,对日本乐坛有些了解。当他得知罗大佑需要寻找摇滚音色时,便推荐了一位叫山崎稔的日本音乐人。此人来自大阪,当年在日本摇滚乐坛小有名气,出过唱片。罗大佑托人买来他的唱片,一听之下非常喜欢,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声音,便给山崎稔写信,邀请对方为自己的唱片编曲。

当年台湾还处在“戒严”期间,大学生是不准离岛的,所以罗大佑无法亲自去日本和山崎稔面谈,两人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相互交流。可因为山崎稔不懂中文,罗大佑的日文又很差,所以罗大佑只能把歌词大意翻译成英文寄给山崎稔,他再根据歌词的意境和主旋律的走向进行配器和编曲,并找来一批日本摇滚乐手进棚录音,录好后把母带寄到台湾,罗大佑在此基础上配唱。第一张专辑中的《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和《蒲公英》都是这么制作出来的,花了很多钱,多亏罗大佑父亲慷慨解囊,罗大佑才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的音乐梦。

当年两人用这种办法一共制作了8首歌,剩下的《青春舞曲》《盲聋》和《稻草人》则收录于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当中。这张专辑的几首主打歌曲都是罗大佑在台湾录制的,请的是当时台湾最好的乐手,但仍然费了很大劲才录完,光是《亚细亚的孤儿》开始的那两小节吉他伴奏就录了3~4个小时才得到罗大佑想要的那种音色。

“日本对流行音乐贡献蛮大的,当年全亚洲只有日本乐手才能录出我想要的音色。”罗大佑说,“‘二战’后美军一直驻扎在日本,所以日本流行音乐深受美国人的影响。但美国流行音乐里有太多黑人元素,日本人没受过那种苦难,唱不出布鲁斯的味道,所以日本音乐人将美国摇滚乐改造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流行音乐,更加符合亚洲人的欣赏口味。”

“台湾同样有美军驻扎,为什么台湾音乐人在这方面落后于日本这样一个战败国呢?”我问。

“台湾那些年总想着‘反攻大陆’,啥事都不如这事重要,日本人没这个负担,有心思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罗大佑回答,“另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的底蕴还在,学习先进音乐技术的速度比其他亚洲国家都快。事实上日本人一直很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最早就是日本人把西洋文化翻译过来传到了东亚,日本人在亚洲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罗大佑把自己也定义为是一个异域文化的翻译者和传播者,身为医生的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闯入流行歌坛,用《鹿港小镇》为台湾听众普及了摇滚乐,用《之乎者也》为华语歌坛引入了雷鬼节奏,用《恋曲1980》告诉大家爱情歌曲可以有另一种更加诚实的写法,用《未来的主人翁》向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摇滚乐队披头士致敬……在罗大佑的带动下,台湾歌坛开始大量吸收来自其他文化的音乐元素,一跃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心,来自宝岛的声音一度响彻整个中国大陆。

与此类似,同样受到异域文化很大影响的香港也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华语流行文化的创新基地,并从中诞生了金庸这样一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通俗小说大师。

身为土生土长的台湾客家人,罗大佑对这一转变深有感触:“以前的台湾人从不主动跟外面人打交道,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自从荷兰人登岛开始,台湾被迫对外开放,到后来甚至开始主动从外部世界吸收信息,这才有了台湾的今天。”

台湾的成功模式非常符合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朗顿(Christopher Langton)提出的关于创造力的“液态网络”(Liquid Network)理论。朗顿是“人造生命”(Artificial Life)系统的创始人之一,他从生命诞生的过程中得到启发,提出创造力旺盛的地方一定处于“混沌的边缘”,也就是介于严格秩序和彻底混乱之间的中间地带。用物质三态来比喻的话,气体是彻底混沌,新结构随时出现但又随时瓦解;固体是严格秩序,虽然结构稳定,但几乎杜绝了新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液体介于两者之间,只有液态网络才是“混沌的边缘”,既能够让新鲜事物可以顺利出现,又可以让好的创新稳定下去,并将这个边缘继续扩大,以便进一步探索“相邻可能”。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创造力大爆炸的原因。人类社会早期的打猎采集阶段就相当于气体,祖先们居无定所,像空气分子一样游荡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偶有灵光一现也很难传承下去。农业的诞生导致人口不再随意流动,定居点的出现标志着液态网络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的人类社会以村庄为单位,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一套传承体系,但彼此之间又经常互通有无,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迅速扩散开来,并在新的地方启发出新的发明创造。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城市相当于村庄的集合体,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在这里汇聚,彼此交换信息并相互合作。这是一个成熟的液态网络,满足了创造过程的一切需要,从此人类社会开始腾飞,一路加速发展到现在。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创造均来自城市,城市规模越大,发明创造就越多,这一点和描述生物体新陈代谢速率的“克莱伯定律”正好相反。该定律是由瑞士生物学家马克斯·克莱伯(Max Kleiber)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大意是说,一只动物的新陈代谢水平是其体重的四分之三次幂,比如一只猫的体重是一只老鼠的100倍,但猫的代谢总量并不是老鼠的100倍,而是31倍,算下来每个猫细胞的能量消耗只是老鼠的三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动物的体型越大,其单个细胞的新陈代谢率就越低,能量效率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动物体型会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有人将克莱伯定律应用于城市研究,发现照样符合。比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人均消耗的汽油总量、人均拥有的输电线长度和加油站数量等等都会下降,说明城市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生存方式。但是,著名的城市问题研究者、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用专利数或者研发经费总数等硬指标来衡量城市创造力的话,就会发现结论正好相反,城市越大,创造的过程就越活跃,创造力就越强。具体来说,假如A城比B城大10倍,那么A城的创造力不是B城的10倍,而是 17倍;假如A城比B城大50倍,那么A城的创造力则会增加到B城的130倍之多!韦斯特认为,解释这一现象的最佳理论就是液态网络理论,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液态的信息网络,创造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爆发的。

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人类文明为什么诞生在中东地区,因为那地方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叉点上,是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区域的交汇之地。这个理论还很好地解释了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因为14~15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恰好是当时整个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又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同样是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汇点。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现代爵士乐、垮掉派诗歌、单口相声和饶舌乐等全新的文艺形式均诞生于纽约的曼哈顿?因为那里不但是整个美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是全世界人口组成最复杂的地区,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文化的居民组成了各自的小社区,但彼此之间往往仅隔一条马路,这是个典型的液态网络,难怪有无数革命性的文化创新诞生于此。

反面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有人统计过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重要的发明创造,列出了改变世界的1001项重要发明,来自中国的只有30项,仅占3%,而且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在那个时间点上,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欧洲人驾驶着帆船把全世界连在了一起。但明代的中国闭关锁国,错过了和世界交融的最佳时机。于是,在1500年之后的500多年时间里,全世界一共产生了838项重大发明,绝大部分来自欧洲,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必须指出,还有一件事对创造力的大爆炸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文字的出现。文字的作用和DNA分子有些相似,它加速了知识的流动,把信息交流从横向扩展到了纵向,使得知识的代际传承变得更加容易。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古腾堡印刷机的出现会让欧洲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世界文化和科技中心的重要原因。

总之,要想提升创造力,首先必须想办法打造一个液态网络,让信息流通起来。比如,有很多研究证明,没有围墙的开放式办公环境有助于提升创造力,因为这种环境很像液体,便于员工们彼此交换信息。但如果有人想更进一步,打造一个无固定办公桌的全流动式办公环境,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就在于这种环境太像气体了,不利于员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

如果说古代的信息流通需要很大的成本,可遇而不可求,那么今天的信息流通成本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了,影响液态网络构建的主要因素就是信息管制。事实上,8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大爆发也正好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转向开放的10年。据段钟沂回忆,台湾的出版报批制度正是从1980年开始逐渐松动的,像《之乎者也》里的一些歌曲,虽然电台仍然不准播放,但唱片终于可以出了。到了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同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89年取消了出版报批制度,台湾歌坛迎来了大爆发。

结语

管制的解除让滚石唱片公司迎来了黄金10年,他们一口气在亚洲开了12家分公司,签下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独立厂牌的华语地区发行权。可惜好景不长,21世纪互联网的兴起彻底改变了音乐的商业模式,全球唱片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跌至低谷,滚石自然也没有幸免。

我们当然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盗版,但流行乐坛进入21世纪后创造力的急速消退也是原因之一。20世纪为人类贡献了布鲁斯、摇滚乐、爵士乐、迪斯科、民谣、朋克、疯克、嘻哈、电子舞曲……几十种全新的音乐类型,但进入21世纪后居然没有任何一种新的音乐类型出现,互联网很可能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因为网络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听同样的歌曲,迅速消除了文化差异,从此创新便没了动力。

罗大佑很不喜欢现在的互联网,他认为网络最大的罪恶就是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迅速给你答案,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那种“找不到答案”的感觉,而他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去找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罗大佑坚信好音乐一定是挣扎出来的。

段钟沂同样对互联网评价不高,他认为网络提供的是破碎的资讯和拼凑的知识,只有书籍才能提供一套逻辑完整的世界观。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善于从网上寻找自己想要的知识,但他们不会去主动了解自己不想要的知识。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看不到别样的风景了。

不管两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创造力并不直接来自网络,而是来自网络中的那些具体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全球脑”,网络本身是没有创造力的,它只是为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让他们更容易相互启发,更方便相互激励,更有机会脱颖而出。

既然如此,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创造力是如何在创造者的大脑中诞生的呢?这就要从大脑神经元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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